仁，願善實踐。勇，見之於行動實踐。然而，仁與行動，終是兩步。
本於欲望、衝動或野心，都能有勇。可見，勇不必有仁。
“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勇在儒家是有準則的， 這個準則，就是義。勇而無義，只是添亂。（其蔽也亂）
俗語說“盜亦有道”。看來盜亦講義。一些人能言善道，大義凜然，總能找出一番道理。這個義，又當如何去辨別呢？
首先、根據孟子嚴分“義利”的方法。這個嚴分，目的不是要我們分析概念，然後寫文章便是。而是要透過區分兩類，再依此體察我們的內心，反省我們的出發點，在內心所引起的感覺是如何？要辨真假，就先從這工夫開始。
義利分，就是為方便我們清晰這個“義”，它原是先天存在於我們的內心。孟子對梁惠王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就是要喚醒他心中本有對“義”的感受。不要誤把那個心中的“利”的感受看作“義”。義是公義，對自己才講義，其他人便不講義，那只是私。利是私利，把利分享開來，對個人也不再是利。所以，別人對己要義，己對其他人不必有義，那只是私。對己有利，對其他不同的人也同樣有利，那實是公。“盜亦有道”，只是文過飾非，先利後義，義變成了為盜服務，把義變為幫凶，所以不單作惡，而且傷害義，另人不信義，所以罪加一等，絕非人性之義，其勇亦是無義之勇。
義作為心中冒起的一種高貴品質，行事的最後宗旨。唐先生說“合義之勇，不出於欲。無欲則其勇同於剛，亦為仁者之勇。”
另外，唐先生言“義者事之宜，知義，即是智”。智，其實就是知義。知義，即是分辨義與利。不是理性上分，而是做人作事的感受上分。三達德的智，就是講知義、辨義、取義的能力。智，不能離開義去講。依以此義之勇， 才是真勇。所以義與智，其實是辨勇的真假標準。不過，智也是為了踐仁作為最後目的，所以智亦在仁之下。智能知義，勇能行義。智、義、勇，則全收歸於仁之下。因此，仁者必有真勇，而勇者不必有仁。唐先生就有這種明辨的智慧。
孔子“四十而不惑”，“智者不惑”。指孔子在四十時，已能明辨義與勇，甚至明白“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因此，第一階段，是為學與志道；第二階段，是立於禮與知人皆有此性情；第三階段，依智及義，隨當下之境、所作之事，權變而勇於行，以成其“不惑”之年。
仁、智、勇之三達德，客觀為義，超越為理，存在為性，表現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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