註 ： 本文主要以唐君毅先生 《 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 》 <政治及國家與道德理性 >一文所論而申述有關家庭管治之問題。讀者可參考上述文章，文中不列明注釋，敬諒。
上文提到，吾人認為經濟活動之文化意義為透過物質生活以成就更高之人生理想價值，而其道德意義則在於讓人在物質世界中學習放下自利，開出公心。家庭經濟活動，宜開展“重視公有財產之餘，也強調個人財富，眼光要通往社會國家，並以促進文化道德價值為目標”之理想經濟模式，文中也展示了一些具體實踐的方式以供參考。
本文論及家庭管治的問題。人之管治文化，始見於組織團體的維繫之中。吾人上文已言及家庭為一組織團體，故此必牽涉到管治的問題。吾人先了解今天一些對落實家庭管治起著很大衝擊的思想風氣。近人因對傳統上重視權威、階級等觀念所帶來的流弊有所反思，故轉為重視自由、平等、個人權利、功利等，由此等思想所引起的偏見，即為批評我傳統家庭結構之思想根據，謂我傳統家庭為一種“家長制 ” 之呈現 ， 造成家長至上 ， 權威至上 ， 對下一代造成過分壓抑 。 若言此中之合理處，當在於能讓孩子在不受壓抑的情況之下，順應其天性、興趣、心理要求、潛能開發等方面自然發展。從現實上而言，吾人的確觀察到今天多有才華出眾的下一代，令人欣慰，然而也同時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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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了很多極端的現象，如性格比較強的孩子，往往過分愛好表現自己，在勇於表達、表演之餘， 同時也是任性、我行我素、不懂得尊重別人、自以為是、沒大沒小、好與別人爭鬥、“輸不起” 等；性格比較弱的孩子，則一般會表現出退縮、收藏、封閉、依賴等狀態；而整體家庭組織的情況，多有關係疏離者。此等現象讀者只要細心留意，當會發現，不用吾人詳述。此等“謂我傳統家庭為一種‘家長制’之呈現，造成家長至上，權威至上，對下一代造成過分壓抑”之論，吾人要從思想上指出當中之嚴重缺失處。此等論說偏重於個人現實之發展，順著個人的心理欲望、本能自我、個人成就之需求而滿足之，卻對人的精神追求、道德要求未有深刻之體會，終於在不知不覺之間引致個人自我膨脹，甚至出現上述種種的個人心理問題；又由於偏重個人層面之需要， 所以缺乏對於整體層面的考慮，對於家庭作為“組織”一義未有深入之見解，忽略了家長作為 “領導”的真實意義，引致家庭關係疏離。誠然，“權力欲”之問題在人類歷史上的確產生很多問題，然此終非一切政治制度、家庭管治模式的初意，吾人於批判之餘，須多加客觀與清晰之分辨，然而此等歷史發展問題事關重大，亦非本文所能處理。吾人將於下文論及家庭管治之問題。
權位之客觀存在根據及其道德意義
今人多從權力的角度去詮釋領導與管治，謂人有權力欲，此權力欲之滿足，不單只是要操控別人之行為，而且更是要“別人順從己之意志”。故人於領導與管治之位置，恆能獲取權力以操控別人，乃至能使“別人順從己之意志”，從而得以滿足權力欲。今人即以此義以謂領導與管治之權位乃從人為滿足一己主觀上之權力欲而產生。然而，此見解只能說明了“權位之所以被人爭奪的根據”，而且只是“私欲層面之根據”，卻並未有顯示“權位在客觀上真實存在之根據”，更未有解釋其超越私欲的道德意義。那麼，“權位在客觀上真實存在之根據”是甚麼？其道德意義又如何？吾人將在下列分析。
組織之為組織，必有其為內部成員所追求之共同目的，而成員之所以能凝聚、組織之所以得維繫，乃至各成員在思想與行動上有一致方向，即在於組織內各成員認同、珍重與不斷持守此共同目的。在組織成員能持守此共同目的之背後，顯示了人之“公共意志”，此即“公心”之呈現，使人放下一己之私，投入一整體所認同之方向奮鬥。人為守護此共同目的，故希望此共同目的能常為大家所持守。順此“希望此共同目的能常為大家所持守之意識”，人當會希望有人“能指引各成員持守此共同目的”、“能帶領大家落實此共同目的”、“在大家有疑惑或不同意見時能解惑、協調或主持公道”等。 此即人希望有“領導與管治之權位”產生之根本原因， 也就是說，“權位在客觀上真實存在之根據”是源自人“希望此共同目的能常為大家所持守之意識”之“公共意志”或“公心”。或問：“人既然希望有人能當領導與管治，為何不要求自己承擔呢？”此中有重大的道德精神展現。人有一種謙恭之心、虔敬之心，所以在共同目的之前、面對共同之事業面前，總是抱著一種謙恭禮敬之心，希望在自己之上有更有德行才能的人去帶領。此即為何古來聖賢都會歸功於前人，而不會認為自己有貢獻或該有名位之因由。簡單來說，人總是希望有領袖來帶領與管治，其背後實乃人之道德意識之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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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組織之共同目的
家庭作為一組織，其共同目的是甚麼？吾人於前文指出家庭之文化價值為呈現 “人與人之間最直接與純真之和諧”，此乃家庭組織內部之共同目的。吾人試細想，於孟郊《遊子吟》一詩中：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
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當吾人看著慈祥的母親一針一線地為即將遠離的兒子縫補衣服，在此動作背後，既有無私付出之情，也有何日歸來之思，一切盡在不言中。如果從整體來說，在母親與兒子深心互動交流之際，即呈現了家庭中“人與人之間最直接與純真之和諧”。 對此“人與人之間最直接與純真之和諧”目的之持守之念，不一定常為吾人所自覺，然而當吾人能自然的投入與家人的互動之中，當會感受到此和諧，並且生起一種嚮往與守護此和諧之意志。即便此“人與人之間最直接與純真之和諧”之境界未能達至，追求此和諧之意志卻永遠存在於家庭成員之內心。吾人舉一極端之例子說明，如三國時代曹丕為爭權位而欲殺害弟弟之事即可見一斑。曹丕恨曹植，命其於七步之內成詩，否則殺之，曹植忍痛寫下千古名句：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丕一聽，心中頓感慚愧萬分，何也？無論其權力欲、私心多重，其內心總有從道德意識所生起之一念：在個人層面，會自責自己的惡行；在家庭層面，則當有以下反省：“吾為兄長，父親不在，當帶領家人守護此‘人與人之間最直接與純真之和諧’， 今不僅沒有做好本分，更把此目的摧毀，則有何顏面面對家人、父親乃至歷代祖宗 ？ ” 故其當時不忍下手，釋放弟弟。
此“人與人之間最直接與純真之和諧”目的之追求，就在吾人家庭生活自然而然中呈現。如辛棄疾《清平樂》詞中之意：
茅簷低小，溪上青青草。
醉裡吳音相媚好，白髮誰家翁媼。
大兒鋤豆溪東，中兒正織雞籠；
最喜小兒亡賴，溪頭臥剝蓮蓬。
詞中描述在一個寧靜的下午，一個簡樸的農村中，一對夫妻悠然自得地凝視著三個兒子，無論孩子在做甚麼都好，他們都感到欣慰，覺得孩子們生性懂事：大兒耕田力氣好，中兒織籠心思到，小兒得食快長高，是不是很好？當中就很自然地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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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家庭中“人與人之間最直接與純真之和諧”，是不是？
上來述明，吾人在一組織中，對於“渴望有領袖去管治之權位”之追求，本非與“權力欲”有關，真實乃人“希望組織之共同目的能常為大家所持守之意識” 之客觀化之呈現，此乃一道德上的追求。至於具體的領袖人選，一般來說都是選賢能，其意義即為最能“實行持守組織之共同目的之人選”；若此人非是能“實行持守組織之共同目的之人選”，則無論其多麼賢能都好，也只能成為社會上受人所尊重之人士，而不能成為此組織之領袖，吾人須於當中細辨之。至於在家庭組織中， 則在家庭成員之心中，此領袖，亦即“最能針對持守組織之共同目的之人選”當為家長而別無他選。是故吾人傳統文化中之“家長制”背後實在有其深刻之智慧在。 家長之為領袖，即使不一定為賢能者，卻是“民心所歸”而得其位，其“得其位” 是有深刻的客觀上之根據，即家人“希望組織之共同目的能常為大家所持守之意識”，此乃一道德意識之追求，為家長者宜當深深體味之。故為家長者當常憶念此家庭中“人與人之間最直接與純真之和諧”之目的護持，亦當念及一家人之“渴求家長能做好領袖之心”，立志真誠地學習鍛煉，責無旁貸地做好領導與管治。
若為人家長者能明白本文之意，當了解彼“謂我傳統家庭為一種‘家長制’之呈現，造成家長至上，權威至上，對下一代造成過分壓抑”之論之膚淺處。當吾人深明家庭管治之背後，實在有著客觀上、普遍上的道德價值，自當努力做好家長的本分，帶領下一代實現家庭之共同目的。然而家庭之實踐，亦非一種局限於家庭內部之實踐，家庭實踐實乃通往社會與國家之更廣大之生命空間之道。
上文解釋了管治權位在客觀存在上之根據，也言及家長本身可能並非有甚麼賢能之處，然而，作為家庭領袖的主觀一面，總該有一些裝備與內涵是吾人該注意及學習的，這些有甚麼內容？又，上文言及“至於在家庭組織中，則在家庭成員之心中，此領袖，亦即‘最能針對持守組織之共同目的之人選’當為家長而別無他選。是故吾人傳統文化中之‘家長制’背後實在有其深刻之智慧在”，然而此等思想在今天反權威、崇尚個人主義、重視功利等的思想潮流之下，勢必在現實上受到重大衝擊，為家長者除了明白上文所言之意思以外，該如何堅定自己？抱持甚麼精神去面對？另家庭管治是一門大學問，其微小處，可說是極其瑣碎事，一般凡夫都需要掌握，然其至大處，則可以相通於社會國家、歷史文化、天地；那麼家長在落實家庭管治之使命時，需要注意麼？有些甚麼具體的責任？由於篇幅所限，這些問題留待下一期文章 <論家庭領導 >中討論 。
吾人謹參考唐君毅先生“人當是人，中國人當是中國人，現代世界中的中國人應當是現代世界中的中國人”之語以為一轉語與諸位共勉：
家長當是家長，
中華文化之家長當是中華文化之家長，
現代世界中的中華文化之家長應當是現代世界中的中華文化之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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