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輔成先生，抗日戰爭時與唐君毅、牟宗三、程兆熊等先生，辦了一個刊物。當時他們都想起在宋代抗金戰爭時，張橫渠先生提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感到不能只在喊抗日宣傳口號，還須在崗位上做些踏實的建設工作，於是把刋物定名為《理想與文化》。
當時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信念：“理性”與“理想”，就是人與禽獸，甚至是文明人與野蠻人的區別。
當理想落到實際生活，就是文化。無論是過去的文化，當前的文化，未來的文化，都是先生們所擔憂的。
周輔成與唐先生是好朋友，看到唐先生一生不忘理想，認為唐先生“哲學中
有人，人中有哲學”。批評一些靜觀自得的哲學，或在權勢面前鸚鵡學舌的哲學，都是一些缺乏“人格理想”的哲學。前者自殺其靈魂，後者出賣其靈魂，所表達的內容，最多只是社會上的一種裝飾品。
唐先生能夠在中國哲學中找到，將理想化為理性表現的依據。即凡依理想而出的情感，包括對理想的愛慕，要求實現出來，都是屬於人的理性。用中國哲學的講法，這就是性情。
人願把理想和理性，拉到現實的世界，這就是唐先生所講的性情。
理性和理想，不能夠懸空而作，一定要推動實際，使現實層次向上升進。人內心的理性和理想，便得到了完善的表現作用。這就是性情表現出來的性情之德。這個性情之德，本性就是知行合一，所以知行問題，根本不需另外再談。
唐先生堅決反對去否認理性，亦絕不主張越過理性去講尊重生命。周輔成先生認為唐先生看出中國哲學的關鍵。
唐先生不僅認為，一般的常人可以有道德的人格，即使自私自利之徒，亦未嘗不可為善。因為唐先生看到，“不德”之人，終會自生矛盾，成孤家寡人，亦眾叛親離。所以良知只能暫隱，而惡之表現，亦最終不能令人心安。
唐先生不單以中國哲學，融通理性，亦融通信仰。唐先生把理性根據與信仰根據視為一件事，增強了人對道德生活的信心。
唐先生的哲學，很多人看不明白，周輔成先生看出，唐先生的哲學，不是從中國哲學本身的問題開展出來，如一般人所講的四書五經或中國哲學史，而是從西方的哲學的問題及形式中開展出來，而以中國哲學去回應。
因此，唐先生心目中要解決的，不僅僅是中國傳統哲學的出路問題， 實際上是整個世界的思想出路問題，整個世界的生命存在問題。讀唐先生的書，志氣要高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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