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體思維
上文談到，從《易經》精神所得之觀察進路背後之思維模式中，觀察者並沒有與整體世界割裂對立，故沒有與被觀察對象二分、沒有把對象從整體世界獨立出來、也沒有使對象從動態變為靜態，能對整體世界之變化往來把握。以此模式來觀察天地，考察陰陽之氣的互動變化，則我們會感受到天地是在一種互動變化、周而復始的狀態中運行。陽氣與陰氣兩者，一方面是對立，但另一方面也是互動，兩者處於相互轉化的過程之中。即此整體互動變化的感受，我們會領會到，陽氣到達“陽氣最盛之點”（陽氣全顯）之後，其即開始往下走；此“陽氣最盛之點”，也就是“陰氣最弱之點”（陰氣全隱），過了這一點，陰氣即開始往上升；如此，陰氣一直往上去到“陰氣最盛之點”（陰氣全顯），而此點也就是“陽氣最弱之點”（陽氣全隱）；過了這一點，陽氣開始往上升，走向“陽氣最盛之點”；如此，陰陽二氣，相互轉化，周而復始，這就是“物極必反”、 “隱顯相隨”的道理。
故此，我們可以明白上文所提之第三及第四題問題之答案：
三、一天之中，陽氣在甚麼時間開始上升？ 答：午夜，這是陽氣最弱（此時陰氣最盛）之時，陽氣開始上升。
四、一天之中，陰氣又在甚麼時間開始上升？ 答：中午，這是陰氣最弱（此時陽氣最盛）之時，陰氣開始上升。
以此況之，大家當會明白，為何古人說“冬至一陽生”與“夏至一陰生” 了。因為冬至就是一年之中，白天最短、夜晚最長之日子，故此是陰氣最盛、陽氣最弱之點，所以過了冬至，陽氣就開始上升，陰氣則開始下降，故言“一陽生”。而夏至則為一年之中，白天最長、夜晚最短之日子，故此是陽氣最盛、陰氣最弱之點，過了夏至，陰氣就會開始上升，陽氣則開始下降，故言“一陰生”。
觀察者與世界割裂的問題我們在觀察世界之時往往容易掉入“主客二分”，觀察者與被觀察對象割裂，導致所觀察的對象、所得到的信息是割裂的、局部的、靜止的，卻未得到對於世界整體、互動變化之把握。是故，一般人對於“冬至”即只感覺到寒風凜冽、萬物隱藏、艱難辛苦的一面，卻忽略了“一陽生”之生機。對於“夏至”則只是感覺到萬物蓬勃、陽光充沛、生意怏然，卻忽略了“一陰生”的一面，要積穀防飢、做好準備。我們觀察世界之時，焦點往往是放在某一具體對象之上，至於其背景、動態過程、變化、乃至其他對象，則會被忽略。 由對天地的觀察與領會，我們轉到人事變化方面的觀察。老子言：“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福禍相依，然而人總會容易因著個人的執著、思想上的偏見等，會把觀察焦點放在某一方面，例如當 “身在福中”則會安於逸樂，忘記要小心謹慎，乃至沒有危機感，一旦禍患潛至，即不知所措，真是 “樂極生悲”。又或者是人身處禍患艱難當中，往往失去信心、怨天尤人，覺得世界灰暗，形成負面思維、失去力量，終於受不住打擊而失去希望，甚至放棄。如果能有此“福禍相依”的整體思維，這樣才能看到整體世界的真實狀況、看到不斷互動轉化的狀態，從而調整自己、作好部署準備，面對世界、面對人事有恰當的回應。
由此我們再說到人本身之分位。人生的整體，本來就是從一個不懂事的人， 一步一步透過學習、成長、付出、承擔，乃至建功立業，這是整個人生的的變化過程。我們不妨以《司馬光砸缸》的故事作為例子說明。
司馬光小時候，有一次與一群小朋友一起玩捉迷藏。其中一位小朋友不小心掉進一個大水缸中，大喊救命，非常危險。其他小朋友嚇得手忙腳亂，不知如何是好。好個司馬光，大叫：“不怕，我有辦法！”於是拿起大石頭，用力砸缸， 水缸應聲破了一個大洞，小朋友隨水流出而得救，所有小朋友都十分高興，並稱讚司馬光。在這個故事中，你從司馬光身上看到甚麼信息？（下期待續）
霍師學問的背景理論（三）“學”為何事？ 陳健恩
孔子教人，必有其教學宗旨，使不同教學方法，都能不偏離，走到終點。但孔子教人，不直述這個宗旨，因為一下子就要人冀慕為神為聖，絕不是儒學重視實踐的態度。重視實踐性，就是重視普遍性。有甚麼說法，一方面可以作為實踐的方向，一方面又能適合不同的人呢？答案就是：“志於學”。
孔子自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可見孔子一生從沒有離開過“學”。唐君毅先生言“志於學＂，實通於孔子“志於道、志於仁、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之旨。因此，孔子的“學”，不單帶有終極的意義，亦有實踐上的意義。“學”為何事？就值得深入去認識。
孔子之“學＂最難令人信服的，首先不是內容及方法問題，更不是如何檢測學習成果的問題，而是“學”在孔子的意思，是否帶有一種普遍性的問題。此即是，孔子這種“學”，是否人人都可以有機會學，以及是否人人都有能力學得到？因為，從現實上來講，有很多原因，都能導致我們學不到。可以因為本身的信仰，可能沒機緣遇到老師，結果就算能學也沒機會學。又或者，可能因為不識字，不通語言，不夠聰穎，即使有機會也沒有能力學。這些都是一般現實存在的問題，從經驗中找到我們不可學與不能學的障礙，真俯拾皆是。很多人生活緊迫，便沒有餘暇去學，或者天賦不足，或者性格所限，或者受過去的心理背境所影響。又或者一生有限的時間或際遇不許可，這些都會構成我認識或學習其他新事物的障礙。孔子這個“學＂的普遍性，是否可能？這便成為了解孔子學問的第一個大關口。
第二個問題，可說是由第一問題的發展而來。因為我們要明白孔子的“學＂如何能有普遍性，就如同有一種宗教的特質。但在《論語》內，又沒有對這個 “學”的內容，作充分明確的說明，這就使很多人只能去到定義層次，即學的內容就是仁、義、禮、智等等。這不是錯的問題，而是用另一定義解某一定義，都沒有解其義，只是對某一義換成另一個概念吧了。“學”的普遍性問題，究竟有多重要？在此可以這樣說：
因為孔子的教學宗旨提出“學”，作為實踐的一種說法。如果這個“學”沒有普遍性，即承認人間世所遇到的障礙，都可以成為人在生活中，不可學、不能學的理由。那麼，儒學便淪為知識的一種。知識，要學懂才能用，未學或學不懂也不能用。同樣地，儒家認為人，對人要有忠恕、要有敬愛。若果一個人，真因為人生的障礙，而未能學到或能力所限而學不到，而對人不能有忠恕、不能有敬愛。於理上亦不能讉責。如果儒學真同意現實障礙所限而人會學不到，那麼，孔子的“有教無類”亦只是形式，“為仁由己”亦變成空言。但事實並非如此。
我們應如何去了解這個“學”？
孔子所提出的這個“學”，究竟內容是指甚麼呢？依霍先生所示，理應為 “生命成長之學”。唐先生沒有太過明文透露，但從唐先生的《原道篇》、《心靈九境》、《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等各類著作，都以“感通”為要。了解這個 “學＂，有高低不同層次。從一個涵蓋性，又兼具實踐意義的說法，我相信學 “感通”，應該是唐先生一個極重要的意思。再加上晚年鉅著《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顯示出生命、心靈、存在、及境界，都是互相打通的。
在此，我姑且說：霍先生認為，孔子之“學＂，是“生命成長之學＂。而唐先生認為，孔子之“學＂，是“生命感通之學＂。
甚麼是成長？甚麼是感通？暫不詳論。但“學＂的要旨是提升自身整體生命質素，則無異議。所以，孔子之“學＂，第一個要點，就是自身整體質素的提升。整體質素，就以生命這個詞來表示。因為，生命就是唯一。一個生命能表現出很多東西，自身亦會變化及成長，但終歸都是一個整體的生命，不可分割。
第二個要點，就是“學＂之所指，不是指達到一個標準，如大學學位，8 級鋼琴，公司董事，或某一官階等等。它所指的，不如理解為一種“能力”更近似。 對於學習一種能力，理論上是學無止境，亦沒有上限的預設，只有一山還有一山高。所謂要學“成長”或學“感通”，不就是說明自身要學“能力”的要求嗎？
所以，基於唐霍兩先生所示，孔子之“學＂，是一種「透過提升自身能力， 從而提升自身生命整體質素的學問」。《論語》的內容，亦不離這個宗旨。
依唐先生所言，感通是一種愛的深化，這種深化的愛，就要涉及體會加反省。因為學習一種能力，如學習踏單車一樣，要邊參與、邊感受、邊思考、邊交流，如此不斷反覆實踐。所以孔子之“學”，是實踐之學，亦即是能力之學。這種能力，依唐先生之言，便是“感通”。學了有甚麼功用，請容後再講。但對孔子所講之“學＂的方向要明白清晰多一點，則是今次本文的重點。感通的經驗， 一般最容易體會到的，就是與父母兄弟姊妹相處之時。這不是唯一的體會，只不過不幸在這處體會不足，其他地方一般會較難。所以，孝悌只是生命成長的一個自然的起點，但絕對不是生命成長的終點。若一生人只管孝悌，其他人和事，無論甚麼情況，絕對不會比孝悌優先，孔子也並無此說。然一個人極度忽略孝悌， 而說能愛人愛天下，則孔孟也不會同意。所以志於學，體會得到這個“感通”的能力，必有志於天下人亦能有此道，所以志於學，必志於道。天下有道，天下必知做人應要有道義，這個義表現出來，就稱為德，所以志於天下有道，亦會志於天下有德，而自己亦據於此德而行道於天下。成道成德於天下者，自身亦願修習文藝，以幫助推動美好文化。此一切成己成人成物的心情，孔子稱之為仁。由此可知，孔子之“學＂，能通於“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之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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