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舉一個例子，孔子說“五十而知天命”。在一般的說法，就是人到五十歲，便形容他是“天命之年”。作為祝賀的意思，或者是一般恭維的說話，在平常生活交往中，聯絡一下感情，本身亦無大礙。當然，本來的意思，是指孔子自述其一生在“學不厭、教不倦”的歷程中，到五十歳的時候，終於了解到天命的內涵。因此，若某人能夠四十而知天命，實際上，亦無不可。
“文化”的意思，也遇到這種情況
一般的說法，文化即在生活中，能具體地表現，人所共見的。例如飲食、服飾、節日慶典，或藝術創作等。如果說企業文化、地區文化、團體文化，便成為一種辨認群體成員的標識。當你表現出某個群體的生活方式，包括語言，你就被視為群體中的一員。而且，在那裡，你就被認定為是“有文化”，否則就是“無文化”。由此可見，因文化具體表現為一種習性，便成為一種群體的獨特性。
另外，商業上為了強調某一種新興流行的商業模式或活動，就加上“文化” 一詞，便可塑造出一種莊嚴及普遍認同的感覺。如影視文化、文創文化，及網紅文化等。這樣，就能為這些流行文化，添加一種進步及正確的價值意味。
總結文化的意思，在一般來說，首先是能表現出來的。即是要穿得上，看得到，聽得見，人人可共知的，才算是文化的內容。另外，文化在社會上，亦成為區分群體成員的一種標識。最後，文化一字都帶有好壞的價值判斷。甚麼是好？ 就是能跟隨某群體的表現方式，或能跟隨某商業所強調的流行做法，反之就是不好。
用生活習性，去理解文化，會錯過了甚麼？
我用一個很簡單的例子：話不舒服，那個人就不是善良的。一般是這認為。 因為，那句話是實在的，令人不舒服的意思亦是實在，且可共知共見。但是，我們至少在理性上都知道，苦口的感覺是實在。但背後是良藥，還是毒藥，還需知藥性而後定。知藥性效用，就不一定實在，在當時能共知共見的。那句令人不舒服的話的應有效用，同是一樣。
當大家都對藥或一句話的效用，一些不能共知共見的東西，沒有太多學習， 但又想作出判斷。或好，或不好，或好壞參半，只會變成“意見衝突”。
再舉個今日的例子。西方文化重視個人自由，在國際學校的正規課程中，便加入“創造力培養”課程。中國文化重視讀書修身，在傳統私塾的課程中，便加入“經典誦讀”內容。市民只能從現實課程，去判斷是良藥或毒藥，結果意見必然複雜。除非，能對自由及讀書修身的有關學問，及對孩子生命的影響，有多些了解，否則，多只淪為跟隨流行大勢。更可能是，任由商家的宣傳能力所擺佈。
一般說法的支撐點
其實，所謂一般的說法，看似是社會群眾所決定，其實不然。
當大家追尋思想本源，會發現很多今日的價值觀，都來自一些思想家。商家只是因某些說法，有助於推廣他們的產品，才加以強調或渲染的。
我們再問，甚麼思想家對社會有這樣大的影響力？現實的答案，就是甚麼文化影響世界最廣的，那些文化自然會有更大的影響力。現在西方文化影響世界是最廣的，所以現今的社會文化思想，大都來自西方的思想家。
在這裡，我們看看西方思想家，如何去理解“文化”。
⚫ 法國盧梭：批判文化，認為我們只是“高貴的野蠻人”，文化可能腐蝕了人的自然本性。
⚫ 德國康德：欣賞文化，它是理性的自我教化過程。
⚫ 德國赫爾德：主張文化的多元性，不可互通，所以強調民族精神。
⚫ 德國尼采：批判文化是奴隸道德，尤其是當時的宗教文化。
⚫ 奥地利胡塞爾：批判文化離開生活，尤其是科學思想泛濫。
⚫ 德國海德格爾：批判文化使人不存在，尤其是工業化社會。
⚫ 德國法蘭克福學派：批判文化工業，成為對大眾欺騙，成為單向度思維。
⚫ 法國福柯：批判文化太著重技術，形容監獄體係是現代文化的濃縮模型。
⚫ 法國布赫迪厄：批判文化消費，成為階級地位鬥爭的符號。
⚫ 美國瑪莎 ·努斯鮑姆 ： 主張人類發展 ， 需要文化自由 。
⚫ 斯洛維尼亞齊澤克：批判意識形態幻象，構建了我們的文化現實。
小結：西方思想家把“文化”看成當下社會、政治、經濟的生活現狀。並且，看“文化”與人的自然生物狀態或對人自由狀態（這是隱含的），所產生的衝突而立論。
所以，他們會批判，現實的宗教、科學思想、工業化社會、技術等，對人類的影響。他們也批判這種文化，為社會帶來的階級地位鬥爭，和意識形態幻象。 認為這些文化，只是令人變成“高貴的野蠻人”。他們是看到一些現實文化問題，所以要批判，要人自覺。當中亦只有康德，認為文化應以理性去完善生命。
作為西方文化的隱秘命題：自由與權力
請再看看以下資料。
⚫ 法國盧梭：在《社會契約論》說“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中”，暗示文化建制，可成為自由的桎梏。
⚫ 法國卡繆：在《西西弗神話》揭示“文化是反抗荒誕的自由行動”。
⚫ 法國福柯：在《知識考古學》說“文化是權力關係的策略性配置”。
⚫ 意大利葛蘭西：在《文化霸權》說“統治階級通過文化機制，如教育及媒體，維持支配地位”。
⚫ 德國尼采：在《道德譜系學》揭示“宗教通過文化馴化弱者”。
⚫ 德國馬爾庫塞：在《單向度人》揭示“自由如何消費文化收編”。
⚫ 哈貝馬斯：在“公共領域”理論中，揭示文化溝通，其實是進行著權力鬥爭，例如話語權的爭奪＂。
小結：西方看文化，內裡底蘊，都著眼於自由與權力的爭奪問題。自由與權力的課題，很多時都與現實政治有關。因此，西方討論文化，便看他在現實表現上的政治效果，尤其是如何影響自由與權力，再由這個方向，提出批判意見。
總結：
由此看出，西方思想看“文化”一詞，無論自覺與否，比較像收歸於政治範疇之內。此即是看現今這群體的生活習性，在當下的政治環境下，它們是如何相互影響？即當下這種生活文化，會對現今政治產生甚麼互動作用？或現今的政治，如何影響當下的生活文化。影響甚麼？當然就是自由與權力的課題。
當然，讀中國書的或會問：“為甚麼討論文化，總會拉扯到政治方面？或者總會觸及政治權力的神經？”因為，西方的傳統自柏拉圖始，“政治、倫理（即道德）、知識＂，成為了三為一體的思維範式。他認為“正義，是人的德性，同時應是城邦的秩序”。文化，政治，德性，知識，是同步的。在《政治學》中強調，“城邦的目的，不僅提供生存，更要有優良的生活”。優良就是善。
但是，今日的西方社會，政治與德性，不再掛鈎，更分道揚鑣。結果，西方討論文化，或現代一般人所討論的文化，只著重現實的表現方式，或與政治及經濟的相互影響，即重視文化與政治，文化與經濟，即文化與利用。至於，文化與道德，這部份也原是西方傳統倫理及政治的核心內容，都已被遺忘。要原整地了解甚麼是文化，就算依從西方標準，也理應把道德一併地考慮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