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言義，意思是“欲他人愛吾親，則吾當愛他人之親＂。這就等同於現今，很多講道德、講公平自由、講正義等，這種共通的表達道理方式。
這個共通的表達道理方式，就是“應該”。
例如：若要世界和平，若要社會和諧，若要家庭和睦，若要個人成長，你就 “應該……”。
唐先生了解墨子，知道他推行的是一種“義道”。唐先生也明白義道的表達方式，義道背後的動力，是來自一種“義務感”。
問題是：人如何會產生這種義務感？人如何可教育而提升這種義務感？甚至人性原初是否也追求這種義務感？還是只是一種社會、或法律，要求我們要遵守，否則就會受罰，或對自己不利。是否如此？
這種講法，恰恰像今天講道德、公平自由、公義正義，所採取的方式？即是，在理論上表達，在法律上表明，在社會習慣上表示，就是“你應該如此＂， 你應該要產生這種“義務感＂。但人如何能產生這種“義務感”？
墨子，已算是一個把這種方式，說得透徹的人。
墨子看出這種“義務感”的動力，來自於“交相利”，即現代人所謂“共赢 ” (win win)的想法 。 所以 ， 孟子在這裡就很擔心 ！
孟子擔心，因利而行義，容易把道德或義，甚至把背後的道理，都變成求個人私利的手段。至於最終是否走到公義，根本不再追究，甚至不會關心！
唐先生更在此反省到，先提倡人喻於利，再引導人喻於義。豈不是，先視人為“喻於利之小人”，然後再教他成為“喻於義之君子”？
在現代的情況，道德或正義本身不是問題。問題是表達的方式，會先把人先看成小人。很多時，現代人表面講儒，背後則行著荀子“性本惡”之路。
孔孟在這裡，一開始便是直下以君子去望人。孔子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甚至孟子講“兩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孟子很清楚這個問題，所以嚴分義利之辨，他表達道德的方式，必如唐先生所形容“能使人心志直向上興起，見義而不見利”。所以孟子就算見任何人，都很理直氣壯地說“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這種表達方式，才是真正地尊重人。
與墨子必斤斤以他人之報，或與上天鬼神之賞以為說，絕不能企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