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事業，在《論語》中，它們在一個甚麼位置呢？
這個位置問題，我們首先要問：它們是否越多越好？此是數量的問題。其次再問：它們要如何才算為好？此是品質的問題。今日講技術和事業，如何能與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相融合，便成為了當代要解決的其中一個核心問題。
上一期談過，討論甚麼都好，首先要說清楚那個“道”。否則，同樣是道德，有些古老民族認為殺是道德，但其他則認為救才是道德。 所以，技術和事業，它們在一個甚麼位置，就首先要設定去行那一條“道”。
這條“道”，是以“人生”做背景。
意思即是說，無論我們討論神聖、世界、生物、死物、科技、社會、教育、 過去、未來等等，都是為了豐富我們的“人生”，絕不會為了傷害我們的“人生”。所以，技術和事業，要看看它們，能豐富我們的“人生 ”便有較高位置， 若果傷害我們的“人生”，便沒有位置。這就是此道的立場，也是唐先生的立場，亦本是孔子寫《論語》，代表著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立場。
現今講技術，古時即才藝；現今講事業，古時即事功。孔子明言，為學包括 「遊於藝」。孔子對管仲的事功，給出「如其仁」的高度稱讚。周公的事功和才藝，孔子也十分之敬仰。現今的技術和事業，在《論語》的角度來說，在數量上講，贊同是越多越好的。
但針對某一技術，某一事業去講，如何才算是好呢？唐先生言孔子之教的次序首先是「依於其仁」，再「以遊於藝」，最後「而成其功業」。意思是，定方向，定才能，定成事。所謂技術，依所成就事業去講，所以要成就事業，它是必須的。技術或材藝，即屬於孔子的「文」，通於「禮樂」。所以禮樂，在某層次來說，都只是一種技術。禮樂是否有真情實感，就要看行禮的人是否「依於仁」。但問題來到最終，“人生”要追求完滿，依仁而遊藝，已十分自足，但孔子再為何那麼重視「功業」呢？
「志於道」，不單只希望自己，有道可行，也希望別人，皆有道可走。天下人若不知通達別人生命，互相不能明白對方，那就是天下無道。所以，志於道必包括「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某一事業或功業，能示“道”於世， 對別人“人生”發揮正面的力量，不管是否「依於仁」，這個事業對人類文化， 都有積極的貢獻。此事業或功業，對於孔子行“仁道”之觀點看，會是極力贊同的。要清楚，「孔子未嘗輕功業與才藝，然亦不以有功業才藝為仁」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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