恕的開始，是自覺別人的一些壓惡的行為，自己就不會同樣地對人做。依於恕道，便可慢慢去了解“仁”，了解如何能無怨。所以仲弓問仁，子曰：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 在家無怨。” 人當受了別人的冤屈或不公，轉而思索，先不把怨反施之於人，而用力轉向於另一方向，最後才能“忘其初對此人之怨惡之心”，這就是“無怨”。
《中庸》有一句話“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意思是，“治人”就要懂得給他機會，等他可以自己改變他自己。改得到的，就不需要懲罰，“止”就是不需要再追究了。所以“君子以人治人”，最重要的是懂得給予機會，等待他，知道他一樣是明白道理，而不是由外人去修削他，這是王道的管理，不是霸道或法治。法治就一定要懲罰，但未能鼓勵別人，要給人自覺地去成長，非要如產品般，必要由外削而成，這就是忠恕。所以，下一句就說“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愿，亦勿施於人” 。（取自霍老師課堂內容） 朱熹在《中庸集註》詮釋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因受到近代武俠小說的借用，變成了報復的意思，這和原意剛好相反。中國數千年文化所用的道字，無論是儒釋道或儒道墨法，差不多全用在正面的意思。要講魔道或邪道，也會特別去說明，而不會在一個代表有普遍性的短句中使用，更何況在 《中庸》這本經典之中。因此“以其人之道”，至少應先解作“用他內心的道理”，才乎合道字傳統以來的用法。
所以，當自己受怨、不公道，而不把此怨、此不公道，反斯於此人。這是因為，人是明理的。這便由對你不公的“人”，轉向於一種令人不公的“行為”。人是明理，是指人所惡的本不是人，而是一種傷害人的行為。由此便能收起對“人”的怨懟，轉而對“此行為”的壓惡。孔子就發現了這條“恕道”，而從這條道上，才能根本地，合情理地，消除一般動物本能式的自然地對任何“他人”的怨懟。這種從根源上，轉向用力的焦點，所依據的就人能明理。其他所為時間可淡忘的說法，其實怨在心中只是潛伏狀態，未真正化解。 這就是唐先生對孔子恕道的解說。一個人能行恕道，才能體會“無怨”， 然後才慢慢做到“不尤人”。再進一步，才可講“不怨天”的生命內涵。能感悟“不怨天”的生命意義，才可再講孔子的“知命”境界。
現代很多人一講就是“知命” ，不要說體會，可能連知識層次都未到。
唐先生說，能有忠、有恕、有信，然後才能有敬。再本忠恕信敬，才可以再講禮。（本來今篇想講禮，但寫起來還覺得有話要說清楚，所以下篇才說）
我常說唐先生，能一步一步教我們，去理解霍老師學問的內容根據。沒有認真並大量讀過唐先生的書，真是不容易明白的，我想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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