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老師講《易經》，是從領袖學的立場講。
這是甚麼意思呢？
霍師提出這個意思是在 2001 年。當時還有《中國思維學》《孫子領袖學》《現代思維學》《創意思維與成長思維》《中國兵法與全球經濟戰略思維》。早在 2000 年，有《道家領袖學》《吳子兵法領袖學》《法住思維學：法度篇》。後來在 2006 年，有《論語領袖學》。
跟隨過霍老師的，都知老師最重視開發人的“性情＂。
子貢說：“仁且智，夫子既聖矣。＂
如果，“仁＂是對應霍師的“性情＂，“智＂便對應霍師的“思維＂。“思維＂於境遇中如何落實，正是“領袖學＂的核心課題。
此即是說，霍老師不單深入經典，提煉“性情＂內涵，而且活化經典，化成“思維學＂， 落實在“領袖學＂。因此，不單涵及易經、孫子、吳子，還有儒家及道家。因為在不同的經典中，也涵蘊著應用於具體生活的內容。
霍師提過講法家，但始終未有時間開展出來。
但下一個問題，就是領袖學，尤其是中國的領袖學，是從哪裡開始？答案就是《易經》。
《易經》內容的第一部，就是建構世界的模型。
霍師說，思維必包含著合理與不合理的地方，這樣才能擴大我們的思維。領袖學的核心， 就是“提高我們的質素、提高我們的才能、提高我們的思考、提高我們的決斷能力。＂
六十四卦，就是《易經》對了解世界人事的模型。這個模型像一個觀測系統，我們就透過這個模型，去看世界人事。這裡不要弄錯，不是先了解世界的一切，再簡化而成。這是化約，《易經》的創造不是走這條路。
而且，要提高思維能力，一定要運用符號，代表這個世界，思考才能深遠。否則，討論每項事情，都要把那個人擺出來，那件東西擺出來，才能了解，思維就走不遠。
《易經》作為世界人事的模型，在行事中，就想使用它，看行動的變化及結果。因此，最初使用《易經》，就希望得到行動的發展變化以作決策之用。最初它就以一種占卜學出現。 但占卜不難，解才是最難。霍師說，現代解《易經》，要通不同學問，才有能力解得通，只依字面解是不到位的。在當時，只有最高領袖，才可用《易經》占卜。它不單只顯示變化的吉凶，更顯示領袖應如何行動，這就變成對領袖的一種訓練。領袖經常面對不同的處境：政治、經濟、社會、軍事、人情。無數事物，都要經他做決定。所以，《易經》就是中國第一本，給最高領袖使用的書，亦即是中國第一本“領袖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