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提到“甚麼是歷史”的問題，我們指出“歷史並非死的過去資料”，乃“透過歷史記錄呈現人為理想奮鬥付出的過程”，當中展現人有性情、人之性情流露之常道，是故歷史的主體是人，事由人成。然後我們以丁龍的故事為例，讓我們看到一代一代的傳承，使我們中華文化的理想落實於人間，悠久無疆，顯示歷史文化的生命力。為何代代之間，會願意以自己的德行去守護美好的歷史文化信息呢？此義深長。
我們先從家風承傳之層次去了解。舉曾國藩之家風傳承為例。曾國藩在家書裡面多次提到早起的問題，告誡家人、子孫要早起，而早起是呈現“勤”之風尚，“勤字功夫，第一貴早起，第二貴有恆”。他說他們的家族從曾祖父開始，就有早起的習慣，祖父、父親乃至其他長輩都是在太陽還沒有上來就起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小孩子在這種氛圍之中很容易就被感染而養成早起的習慣。初步看，或者這樣正好以行為心理學的立場去解釋，人的行為就是受後天環境所影響而改變，其預設就是“生命是出於一種被動改造的狀態”。人養成習慣之初，的確是會受到他人或環境之影響。但是當中是有著人生命之中非常機微的主體性、主動性之精神活
動。人看到別人的行為，然後進行學習，成為自己的習慣，其原初之發念處，是有著“重視對方之行為”、“覺得對方之行為是好的、有價值的”之念頭的。這些念頭，則非來自客觀上他人或環境的影響這麼簡單，而是源自人生命的內部。
我們再看看曾國藩寫給兩位弟弟的的一封家書。
沅季弟左右：
沅弟以我切責之緘，痛自引咎，俱蹈危機，而思自進於謹言潮該路，能如是，是弟終身載福之道，而吾家之幸也！季弟言亦平，溫雅，遠勝往年傲惰氣象。
吾於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日，進京散館（註：即翰林院庶常館，當官之初的學習處），十月二十八日早侍祖父星岡公於階前，請曰：“此次進京，求公教訓。” 星岡公曰：“爾之官是做不盡的，爾之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滿招損，謙受益，爾若不做，更好全了！”遺訓不遠，至今尚如耳提面命。
今吾謹述此語，告誡兩弟，總以除傲字為第一義。唐虞之惡人，曰丹朱傲，曰象傲，桀紂之無道，曰強足以拒諫，辨足以飾非，曰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皆傲也。
吾自八年六月再出，即力戒傲字，以儆無恆之弊，近來又力戒惰字。昨日徽州未敗之前，次青心中不免有自是之見，既敗之后，余益加猛省。大約軍事之敗，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巨室之敗，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
余於初六所發之折，十月初可奉諭旨。余若奉旨派出，十日即須成行，兄弟遠別，未知相見何日？惟願兩弟戒此二字，并戒后輩，當守家規，則余心大慰耳！
咸豐十年十月廿四日
曾國藩在信中講述一件往事。他為官之初，準備入京上任之前，親向祖父請教為官之道。 他的祖父給他的訓誡，簡單來說，就是一不要驕傲自滿，二不做官更好。他把這番訓誡一直放在心中，以此為戒，而且也以此番訓誡教導弟弟，要弟弟遵守之餘，更要以此教訓後輩。 請留意，曾國藩的祖父並非做官的，也非讀很多書，很有學問，但是曾國藩還是非常恭敬的去請教其祖父，並且聽其教誨，何也？這跟我們現代的文化很不同，我們一般來說都會從現實層面，看對方的學識、讀書多少、經驗、身份地位、功績、成就等加以衡量，如果覺得對方“厲害”，就對其尊重。固然其祖父是他的長輩，在古代禮節背景之下，當然會有一份尊重之情，但是這畢竟只是社會上的客觀規範，還不足以說明生命的自主性。
我們要指出的是，更重要的地方，是曾國藩本身自覺的要對其祖父尊重，是一種純粹的、 無私的、無條件的要對祖父的尊重之情，此乃一生命主體之精神上的活動，跟一切客觀條件無關。由這一份純粹的尊重之情，進而重視、珍惜其遇人事之歷練、其心得，必有其值得學習處，故會一方面學習，一方面承傳。從這個地方，我們可以看到，人是先有自身生命所生起的對別人之尊重，然後才有欣賞到對方的學識、人生歷練，並且願意向其學習之心。此義，如對長輩而言，我們謹引用唐先生於《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中所論來說明。依唐先生之意，人在看到長者之時，即從對方乃在時間上先於我存在，在對方存在之時，我尚未存在一義，即會念及當時我乃等於零，乃處於“虛位”，即此虛位感，“即使我對對方取一承托之態度，同時對我之現實活動加以收斂”，而此收斂“即使我超越現實之我而忘我”，“此忘我同時使我肯定對方之我，而承托虛受之”，此乃“尊重”、“敬”之根源，“敬”為一純粹之精神活動，由此“敬”乃有愛而生。“敬為顯示活動之純粹超越（按：以其乃純粹之精神活動故），愛為現實活動之擴展”（可參考唐君毅先生《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家庭意識與道德理性>一文中<四、友之形上學根據與其道德意義>一節）。明白此義，我們就可以了解為何曾國藩會尊重祖父，於當官上任之前會親向他請教並且緊記教誨，乃至其家族中，為何大家會願意學習其家風中早起之習慣？原來是源自生命深處，一份自然而生的對長輩的 “敬”。由此“敬”，生起“愛”之行動，要把長輩之精神以及教導，傳承至下一代。家風之得以傳承，是有著生命深處的發用為根的。上文所舉的丁龍的故事當中，為何丁龍一家可以把孔子的教導代代相傳？乃至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家族傳承，也是有著此生命深處所發出的 “敬”為根的。由此擴大挖深，就是歷史意識的產生。（未完，下期待續）
霍師學問的背景理論（十一）“禮之本” 陳健恩
禮之本，一別於禮儀，二別於忠恕，三別於愛。尊重長輩，做人談話，識得規矩，做到“行己有恥”，實很難得，但能否做到孔子所講的禮之本，則未必一定。先明白此三類分別，必有助了解孔子禮之本的真實涵義。
“ 道之以政 ， 齊之以禮 ”， 這個禮 ， 首先不解作禮儀 ， 齊亦不解作整齊 。 如解釋為人民都實踐這套法則，社會就能整齊不亂。如此理解，不論這套法則的內容如何，本質上就是一種法家思維。即如果不了解禮之本，當實施禮教時， 難免在家庭、學校、機構、社會或國家，不自覺地走向了法家的思維。所以， 講禮不能只說禮的內容便是足夠，法家都覺得自己的內容（法、術、勢）很好及很有具體實效。這亦成為一些儒者講禮，給人垢病的因由。此為第一。
禮有別於恕、忠、信、敬。“恕”是不想人對你這樣，就不應如此對人； 又希望別人對你這樣，就應如此對人。所以，恕必連於自己的意欲而再推己及人。“忠”必連於一事。為人謀，為君謀，都連於一事而言。唐先先補充，孔子在《論語》中從來沒有表示過無條件地忠於君一人。“信”必連於一言或一行，以見其言出必行。“敬”若指一般“居處恭，執事敬”而言，則與忠恕無大分別。而“恭近於禮”，但恭不等於禮。此為第二。
以上言忠恕信（包括一般之恭敬），都是先有所對，或連於自己的意欲、 一事、或一言行，而依此施行，間接達於對方。至於愛之義，則不必先有所連，而能直接愛及於對象。所以對人之忠恕信之義專而狹，而對人愛之義廣而寬。愛，無論對家人或其他人，都屬橫施之情，這亦是十分難能可貴，但還未等於到達禮之本所言，對人之禮敬。此為第三。
忠、恕、信、愛與禮敬等，依唐先生言，同是由己以通達於人之道，但禮敬實有更深之義，因它們未必能對他人有一“整體”的愛與敬，所以愛與敬可不需先連一言一事。如愛屬橫施之情，禮敬屬於上達之情。
因此，禮之本，就是禮敬之情。這是一種上達之情，對人有一整體愛敬， 而無需先論及其當下或過去所具體表現的言行或事情。禮敬是直接由己以通達於人之工夫。它是上達之情，因為此情“如將人加以升舉，而自己亦向上興起”。此心境一到，從政者面對人民，就有“出門如見大賓”之自然之感。心境一到，大德者面對眾人，就有“天下歸仁焉”之自然之感。自然之感，就不是假想，或勉力而為，而是真實看到人心的普遍性情，這樣才能到“耳順”之境。王陽明說“滿街都是聖人＂，同樣不是科學命題，而是修養工夫的量表。 所以看到“天下歸仁焉”，不是客觀講天下歸仁，而是主觀講你通到禮之本。
最後唐先生言愛，必至於禮敬，這樣愛才遠離於佔有。愛加上敬，對人之情，不單只有橫面通達的廣度，亦有將人和己一起願加以提升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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