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不讀向了這邊，就讀向了那邊。好好的一本經典，都給人讀成了偏方。孔子說禮之本，說明內心的真實才是最重要。但偏偏給人讀成只顧內心真實，這就成為了偏方。偏方是民間方便理解，方便實行的做法。孔子三千年來所表達的禮，可包含著民間的理解，但不只限於民間的理解，所以孔子才可稱之為“至聖先師”或“萬世師表”。
在《論語》中，明只重點提及禮之本而少談及形式，這是否說明內容未夠全面？這當然不是。這是因為對內容的理解還不夠深入，將禮之本及形式，讀到分割開來而不自覺，致使本未致而形先毁，反而成為了“禮失”的幫兇。
唐先生讀《論語》的深入程度，在這裡就得到展現：
唐先生意謂，縱使一個人做事很恭敬，很有規矩，十分謹慎，態度能做到臨事而懼，絕不馬虎，如《論語》所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但唐先生告訴我們，這不一定代表他“對人之禮敬”。換言之，就算做人能做到恭敬、守規矩、謹慎言行、忠於人事，都不代表他可做到孔子所講的禮。
此刻可先反問自己，對禮的了解，能超出上一段所講的地方嗎？能滿足以上的要求也不容易，但唐先生說到，禮之精神，實更不止於此。那麼，我們能否說出禮是甚麼嗎？“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都未達到禮之本，那麼，我們所了解的禮，若不能出此義，那就根本不可能達到“至聖先師”的意旨。
但是，我們又不能立即說，這就是仁或性情。因為這些答案，都是別人給我們的概念答案，知識答案，自己的生命真是這個答案嗎？自己的信心還未足夠，對人表達便不會確實。我們也不能說，因經歷過一些感動的事，如來自父母親情的感動，就說這便是禮之本，又說這即是仁或性情。可知，親情的感動是一，禮之本是一，仁與性情是一。它們有其共通性，亦有其特殊性。把三者內容等同為一，歷代學者亦無此說法。不明白體之本的特殊性，便根本不知如何去著力，用工夫。那麼，說聲早晨，行個禮，這又是否禮呢？內心恭敬，又是否禮呢？最大的問題，就是連自己也不十分確定。
顏淵言“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博我以文”就是“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內心表現真誠，亦保持外在的表達形式，這的確是一種文化修養。但下一句言“約我以禮”，就與“博我以文”不同，意思上亦不重覆。唐先生說，如果禮，只是有誠意地表達忠信恭敬，但如忠信恭敬的德目還有很多，形式更不少，那便應說成“博我以禮”，而非“約我以禮”。所以，禮可以包涵這些文化修養的內容，但禮之本，就不是這些東西。
唐先生說，“忠於國，愛於心，信於民”之為“仁”，不如以禮敬之心待天下人民。能以禮敬之心待人，才真做到“仁之至”。 （禮之本，下期直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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