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老師在論述岳飛的生平時說“在二十世紀前半葉的中國，若沒有岳飛挺生其間，南宋整個局勢將會完全不同”，並希望透過“總結岳飛成功之因素，以顯示其領袖素質；而領袖的素質，歸結就是一種生命獨特的精神，一言以蔽之，實是中國傳統文化強調精神修養的成果 ” （ 參看黎老師 《 歷史之心 》 <岳飛的領袖素質及對現代人的啟示 >一文 ） 。
如果我們用今天以科學為據的歷史觀來看，可能會認為黎老師上述的觀點太過主觀，是否把個人的影響力誇大了，言過其實？因為以科學為據的歷史觀著重於歷史事件記錄之客觀性，只求客觀事實，並認為不應加入主觀的價值判斷； 價值，留給讀者自己作判斷就好了。我們在這裡要鄭重的提出，人若純粹立足於 “科學的歷史觀”去看歷史，是不會明白黎老師寫歷史背後的理想的，更遑論進入中國歷史的精神世界 （ 可參閱拙著 <黎老師說中國人的中國史 —— 甚麼是歷史 ？ >） 。
黎老師對於中國歷史的看法，並非只局限於歷史領域本身，更加不是以學術考據為究竟，而是有著傳統文化、文史哲不分家的背景，故她是有著“以中國歷史作為呈現中國文化特質之理想”的。因此，黎老師的歷史觀，或她的歷史意識，可以這樣總結：黎老師的“中國歷史意識是一種中國文化意識”。黎老師的歷史素養，近承錢穆、唐君毅及霍師等諸位先生，而遠繼孔子之精神。我們在此嘗試以霍師論司馬遷寫《史記》的精神為根據，述明黎老師論史背後所預設的中國文化精神如下：
一、歷史的主體是人，人的歷史才是歷史
表面看，過去發生了很多事情，所以歷史首先是事情的記錄，自古即有“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的說法。可是，我們若再深一步思考，事從何來？答：事從人來、事由人成，歷史所記錄的事情，一定是由人做出來。因此，人才是歷史的主體。中國文化對此早有慧識，故自司馬遷始，中國歷史的記錄即以紀傳體為體裁。歷史所記錄的事情，不像科學的記錄，不像大自然現象的記錄，這些都有一定的規律，會重複循環；可是歷史所記錄的事情，是由具體人物所做的事情，故永遠不會重複。雖然永遠不會重複，但是我們把人事記錄下來，給後來者看，可以讓人鑒往知來，得到啟發。中國文化特別重視人的生命成長，是故把人事記錄下來可以起到教化作用，如果純粹記錄大自然現象的話，那就沒有意思了。所以人的歷史才是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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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歷史是教材，可以提升人的素養、為社會匡扶正氣
歷史有教化之功，也就是說，“中國歷史是生命成長的教材”，所以記錄歷史不是隨意的，不是隨隨便便甚麼都記錄的。負責記錄歷史的人，需要有學問、 有人格、有內涵、有眼光，然後懂得從過去許許多多的、繁雜的人事當中，選取有意義者去記錄。因此，中國歷史所記錄的人事，是經過抉擇的，這些人事都是有關於一些重要領袖、有貢獻的人物、有影響力的人物等。記錄歷史者，還要懂得進一步從這些人事中看到歷史人物的人格精神、他所追求的價值、他的理想方向等等，然後再發現，原來這些價值追求、理想方向，不僅僅是局限在歷史人物個人的層次，而是具有普遍性的，是人所共同嚮往的。因此歷史記錄者，是要懂得抉擇，然後懂得批判，顯示對錯、顯示價值之高低。我們可以這樣說，歷史人物的記錄，是典範的記錄，是呈現著一定的價值、理想的，而不僅僅是一種客觀的記錄（如科學的記錄一般），是有著人生的嚮往；此人生的嚮往在一民族內， 即成為一民族的共同嚮往、成為民族的文化，可以成為一種凝聚力。因此，歷史是人追求理想的記錄、是性情展現的記錄、是思想超升的記錄，歷史是有方向感的，是理想的呼喚。歷史上也有犯錯的地方，這些則可成為後世警醒之處。
三、從人對理想的追求而展現超越的道
歷史中有不同類型的人物，各自精彩。而人在追求理想、展現性情、思想超升的過程中，顯示了人的努力奮鬥、對理想不放棄的精神，而在這些精神的背後，有著更偉大的天地秩序 ——道。因此，不同人物對於理想的追求，並非孤立的、零散的，這些追求、生命的展現，其實都有著永恆性、普遍性。每一個人物都是展現此天地的秩序、展現生命的秘密。此天地的秩序、生命的秘密，打破時空的隔閡，使古往今來的人物精神貫通起來，故歷史是一個大整體。人若透過歷史，不斷努力、修養、鍛煉，可以突破個體的生命，與整體融合。
（未完，下期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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