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很巧合 ， 1449 年 （ 己已之役 ） ， 兵部尚書于謙 ， 慘遭殺害 。 180 年後的 （ 己已之役），兵部尚書袁崇煥，也慘遭殺害。
《袁崇煥傳》—從略
努爾哈赤，創建八旗軍，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騎兵部隊。明軍錯殺了努爾哈赤的祖父及父親，努爾哈赤含恨起兵，九日內攻陷遼東沈陽及首府遼陽。敗報傳出 ， 70 多城官民自動投降 ， 舉朝震驚 ， 京城九門 ， 白天關閉 ， 朝廷官員 ， 密囑家眷，收拾細軟，回老家去。於此情勢，袁崇煥單騎出關，豪言壯語：“予我軍
馬錢穀，我一人足守此！＂袁崇煥終破格留用，再言：“不但鞏固山海，即已
失之封疆，行將復之。＂天啟帝賜帝師大學士孫承忠尚方寶劍，與袁崇煥一同前行。
袁崇煥於山海關 200 里外 ， 修建寧遠 。 寧遠初由極度荒涼 ， 變得商旅駢集 ， 遠近望為樂土 。 於是再推前 200 里 ， 修建錦州 ， 形成 400 里的 “ 關寧錦防線 ” 。
努爾哈赤最終發動傾國之師 ， 進攻寧遠 。 結果努爾哈赤遭到 44 年來最嚴重的挫敗，還在回返途中病重離世。兵部尚書王永光向皇帝稟報：“八年來賊始一
挫，乃知中國有人矣！＂袁崇煥即升任為遼東巡撫。
皇太極繼位 ， 他一直隨父征戰 15 年 ， 為人足智多謀 ， 未嘗一敗 。 第二年 ， 皇太極親率六大貝勒，兵分三路進攻錦州。袁崇煥也接母親及妻子於錦州，誓言 “土地破，則家與之俱亡”。最後，皇太極仍敗於袁崇煥手上，使他在位十七年，不得靠近關門一步。
勝利後獲領功者 5690 人 ， 大太監魏忠賢 ， 以運籌帷幄 ， 獲頭功 。 連魏忠賢兩個從孫 ， 3 歳及 4 歲 ， 也封為安平伯及東安侯 。 至於袁崇煥 ， 位列 85， 賞銀三十兩。魏忠賢更找機會，彈劾袁崇煥，袁崇煥憤而請辭，魏忠賢立即批准。
50 天後 ， 天啟帝病死 ， 由其弟朱由檢繼位 ， 名為崇禎皇帝 。 喪事之後 ， 崇禎皇帝立即賜死魏忠賢，並破格升袁崇煥為最高軍銜“薊遼督師兼兵部尚書”，朝廷即命下，促袁崇煥盡快到北京就職。
皇太極方面，懼袁崇煥，終繞道蒙古，於居庸關旁，直進北京。
袁崇煥得知 ， 立即從寧遠率騎兵九千 ， 日夜兼行 300 里 ， 到廣渠門外 ， 軍馬疲勞，盡缺糧草，仍說“不許一兵入民家，即野外樹木，亦不得傷損＂。在北京
城外力戰八旗軍，而最終獲勝。皇太極嘆道“十五年來，未嘗有此勁敵也！＂
可惜，崇禎皇帝誤信了皇太極的反間計，迫使袁崇煥下獄。
袁崇煥被拿時，“三軍放聲大哭”。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成基命，年七十，“獨叩頭，請慎重者再”。原大學士孫承宗、吏部尚書王來光、總兵祖大壽，同為袁崇煥鳴冤。大學士成基命，向崇禎諫言，跪在門外十二小時未起。一位 70 歲的老人 ， 向一個 20 歲皇帝 ， 長跪 12 小時 ， 難道不足以畫出崇禎帝獨裁昏庸的形象嗎？
袁崇煥臨刑前作《絕命詩》“一生事業總成空，半世功名在夢中，死後不愁
無勇將 ， 忠魂依舊守遼東 ” 。 1630 年 8 月 16 日 ， 袁崇煥被以 “ 莫須有 ” 罪名 ，
在北京西市參遭磔死。袁崇煥，在遼疆九年“杖策只因圖雪恥，橫戈原不為封
侯”《邊中送別》。《明史》評論“自袁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徵決
矣！”身為薊遼督師，死後竟“家無餘財＂，古今中外，能有幾人？有人問：天
下何時太平？岳飛答道：“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命，天下太平矣！＂
袁崇煥的確做到。
至此，大家才明白，為何佘義士願意為袁督師，生生世世去守墓。
天壇
人民英雄紀念碑，緬懷英雄烈士，並有愛國教育之用。
愛國，源於“所愛之國”之人，更源於其人之行為。因此，緬懷過去眾多人物之情，成為愛國情懷的根本所在。所以，歷史人物象徵了這個國家的文化。
若愛國之情，純以一國疆界大小而發。因擴充發展，本是人之常情，本身亦無不妥。但此擴充發展之情，不落在栽培人物、建立健康文化方面，而只落在地圖的界線上，豈不容易挑起擴張與吞併他國的貪念？
當然，不是說國家的界線不重視，反而中國十分重視這條界線，多年來修築長城，就是一個很強烈的證明。但是，中國重視界線的原因，目標非為向外擴張，而是在守：守我們的文化，守我們的民族，守我們的國土，然後才盡最大的努力，守我們的邊界。
這種守護，是因為珍惜，希望長存，不想它消失，即使一時消失，也希望再發揚。中華文化，可說是因情而守，因情而繼。中華文化向前發展，一定是繼往而開來。無論未來科技多發達，我們都是繼前人之所願，如其所願。表達此情，便願立碑、立壇。祭之，以表達對美好文化之源的嚮往，而願珍惜之、 願守護之、願發揚之。這是中國文化所發現的一種無私的性情，孔子稱為仁。
所以，中國之祭，先不問客觀神靈是否存在？而重在表達內心這種珍惜之情，所以祭禮、祭樂，才是重要。這種珍惜之情，中華文化特重三個方面，依唐先生所說，總結為三祭，分別是祭天、祭祖、祭聖賢。
祭天，就對自然天地的感激。祭祖，就對父輩祖宗的感激。祭聖賢，就對文化之源，及於對社稷有功德之人的感激。所以中華文化所孕育的人，都是認祖認宗的人。中華文化罵人最不堪的是禽獸。為甚麼？因為禽獸最不堪的不是凶殘，而是忘本。
天壇，本屬帝王之祭，依此祭，使帝王知其上，還有天道，便知學無止境，對待萬民，亦知應是教無止境。孔子言其一生“學不厭，教不倦”，亦是知此有天道的存在。所以，天壇不重在表現其華美，而重在莊嚴之中，表現對天地與人民的廣大包容，所以為王者，必敬天，必愛人。
盧溝橋
今天是 8 月 15 日 ， 79 年前的今天 ， 日本裕仁天皇 ， 宣布無條件投降 ， 而中國人民 ， 終於迎來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 。 八年抗戰的序幕 ， 就在 1937 年 7 月 7 日的盧溝橋，史稱七七事變。
盧溝橋 ， 建成於金代 （ 1192 年 ） ， 中國四大名橋之一 ， 七七事變後 ， 為它賦予了特別的意義。
日本帝國主義。日本在唐代，便接受中國文化，在近代又接受西方文化。 面對這些帝國主義的文化，中國亦原有自感不如的地方。這些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更自謂負有文化使命。如西方之兵艦商船，亦同時帶來教士為中國人贖罪，辦醫院、興學校。日本之侵略中國，自謂要保衞東洋文化，其中亦包括中國文化，謂中國人已不能保護其文化。
他們的入侵，在中國人心目中來看，既有「勢」，亦有「理」；似魔鬼， 又似神聖。於是中國人有反抗西方帝國主義的，亦有歌頌西方的；有親日的， 亦有抗日的。這些外來的政治經濟文化勢力，皆以中國為戰場，中國人亦各依傍所崇尚的不同外國勢力，自為戰士，內部互相戰爭，血內相拼，共同破壞中國文化，亦共同從事於民族自殺。
唐僧取經九九八十一難中之第八十難，說到唐僧到了小西天。但這個小西天是假佛。世間上神魔混雜而成之假佛，是最不容易拆穿，此難今日是很不易過去。
此難應如何回應？霍先生曾以「接、轉、開」來形容他的教學法 ：强調先要入學者之心，「接」其所困，知其所限，然後「轉」之，使其打開自己，突破障礙 。 《 我為甚麼要辦國學院 ？ 》 （ 霍韜晦 , 2018） 唐先生 ， 亦有相似的回應。
唐先生說，此回應之道，就如當年中國接受佛學，超越佛學，以創造中國佛學。此轉化之道，必能接受今日所遇之世界文化有價值的部份。但前提必先有能力，將磨難中之有神聖意義的成份，與其魔性的成份，加以分離。
「轉」解釋為“轉變”，並非最恰當，因為範圍太廣濶，亦沒有一定的規則或理由所依從。由一樣東西，轉變成另外一樣東西，從可能性上，當然不可說無。但從現實上，則未必會有。所以寧願解釋為“轉化＂，基於自身本性， 再自行超越，變得更有內涵、深度、意義，而能影響更廣的一個深化過程。
例如科學技術，如何通往格致之道；民主思想，如何通往民貴之義；西方宗教，如何通往敬天敬人之德。這些都是把“器＂物，賦予人文精神色彩，超越其自己本有的意義，化為更高層次的“文＂物。物成為“文”的層次，對人類便有正面教化的社會作用。
但人能接受文化，創造文化，繫於：生命主體健康充實而「有」力， 「無」內在的病痛，及對此生命主體之力「有」信心。此三點的培養，必待一生命的學問，或精神修養的學問而後有。
中國歷代曾經歷三類大挑戰。第一、民族侵略，如秦皇漢武年代。我們要具備民族主義精神及相當的武力與經濟力，才能成功回應。第二、文化流入， 如隋唐佛教東來。我們亦依於自身文化，把印度佛學吸收並轉化，創造出中國佛教，而亦能回應成功。第三、內在的文化病痛，如清代制度扼殺中國文化， 只能談文字分析之學。最後辛亥革命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去回應，民族生命得以回應成功，但文化生命則未能康復。後來歷史又再度重演，來自西方及日本的民族侵略，與西方不同思想理論的流入，再加上中國本身文化神魔混雜的情況，使中國人的生命長久未能得回對自身的信心。因此，中國今後，如何看破這神魔混雜的世界，重新建立自身的文化生命，而終把文化生命與民族生命合一，而生命能得一真自信，中華民族，才能真正走出那八十難。
盧溝橋已成為歷史，中國亦得回民族生命的尊嚴，當中的軍事與經濟能力，所謂“國力”，亦即硬實力，亦不斷在進步當中。同時，今日中國人當要去除自身的病痛，找回文化生命，重新重視生命成長之學，所謂“國學”，亦即軟實力，以求民族與文化的最終統一。所以，文化要回歸生命，我們中華民族，才能真正成為一個頂天立地而能對世界有貢獻的民族。